总体看来，当代移民群体的确有着较高的福利参与率，也相应地耗费了较高比例的福利费用。例如，在90年代初期，户主为外国出生的移民家庭占美国全部家庭的8.0%，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8%。但是，这些移民家庭耗费各类福利项目的费用比例却分别如下：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的16.6%、生活补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的18.4%、食品券（food stamps）的11.5%、医疗补助（Medicaid）的14.1%，学校早餐与午餐补贴（subsidized school breakfast and lunches）的19.0%。总之，移民共耗费了全国各种福利计划费用的13.8%，远超过他们在美国全部家庭以及美国全部人口中分别占的比例。[⑤]

不仅如此，当代移民的福利参与情况还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且同美国本土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1970年起，美国人口普查开始搜集接受现金福利（cash benefit）者的有关信息。根据其相关统计，在1970年，接受现金福利的移民家庭的比例与本土人家庭相近，前者为5.9%，后者为6.0%，前者的比例还稍低于后者。此后，二者间的差距开始扩大。到1980年，移民与本土人家庭接受现金福利的比例均有所增长，前者为8.7%，后者为7.9%，显然，这一时期前者的增长速度更快，几乎比本土人高出1%；随后在80年代期间，移民与本土人家庭在福利参与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移民家庭接受现金福利的比例依然持续增长，而本土人家庭却开始有所下降。到1990年，前者比例为9.1%，后者为7.4%，前者比后者高出1.7%。[⑥] 再到1998年，移民家庭接受现金福利的比例为10%，而本土人家庭为7%，二者相差3%。此外，在所有接受过某些类别资助的家庭中，本土人家庭达15.4%，而移民家庭高达22.4%。二者差距更是高达7个百分点。[⑦]

为什么当代移民比美国本土人有着更高的福利参与率呢？答案是与移民的个人与家庭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如前所述，由于当代移民主要来自欠发达的拉美与亚洲地区，因此与美国本土人相比，移民整体的教育技能水平相对落后，直接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某种劣势；同时，移民家庭通常规模较大，有相对较多的未成年子女，这也意味着需要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成员较多。当调整了移民的家庭规模、户主的教育程度、年龄、以及性别等方面的变量因素之后，移民与本土人在福利参与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例如，在90年代末，移民参与某类福利的比例比本土人高出7%，但是，当调整了家庭规模的差异后，二者的差距减少至6%；当进一步调整户主的年龄、性别与学历等方面的差异后，二者的差距降至3%；当再次调整定居的地理位置因素之后，该差距仅为2%。因此，“导致较高的福利参与的因素并非是移民本身，而是移民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