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研究是为人类创造行为做思维准备，是一种间接的对人的创造行为的研究。而从另一方面讲，“间接”研究的结果必然使结构主义依然存在忽视人的行为本身的倾向。它以“创造”的目的愿望开始，却以非创造、反创造的结果而告终。因此我们说，结构主义还只是一种低级的创造主义，它必然要向更高级的创造主义迈进。马正平先生把这种高级的创造主义表达为“创建主义”。他认为，这种“创建主义”既不同于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主体论—客体论”，也不同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而是一种“创建行为论=非客体论”的哲学后现代之后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客体事物，也不是存在主义的此在，而是人类的实践行为、创建行为或创构行为。非构思写作的提出，确切地说，就是在这种“创建主义”的指引下产生的。

由此不难看出，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从对人本身的关注到对人的创造性的关注的过程。这种人本主义是哲学发展史的隐含线索，它一直指引着哲学发展的大方向。而在写作领域，意识流写作和非构思写作都体现了这种哲学精神。

三、意识流写作与非构思写作的基本特征比较

马正平先生在《非构思写作学宣言》一文中对非构思写作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六点概括，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比较两种写作在特征方面的相似及不同之处。

1、生长性

意识流写作与非构思写作都秉持一种动态的写作生长观。但这种生长性却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区别。意识流写作中的生长性是被动的，因为它的“生长”实质上是意识的自然“流动”。比如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中的主人公的一系列遐思：由墙上的一个斑点联想到前任房客，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再到古冢、考古……，就是主人公意识的自然呈现。写者只能被动地顺应这种生长，忠实地把意识的流动描绘出来，而不能任意篡改意识的流动顺序、方向。因此，意识流写作是人的主动性被剥夺的“生长”，这是由它的写作对象决定的。而同样是《墙上的斑点》这个题目，在非构思写作中思维的发展路径却截然不同：先对墙上的斑点的样貌进行描绘（赋型思维），再思考它出现的原因（因果分析）以及过程（过程分析），继而是可能产生的影响（功能分析）……。这种“生长”是一种主动的生长，是在写作思维操作模型熟练运用下的自组织、自生长，它完全符合思维的内在逻辑性，是对写作思维深度和广度的再现。

2、动力性

意识流写作与非构思写作都需要有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