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占有制度与侵占罪的认定具有密切的联系，侵占罪的规范判断必须考虑民法上的占有。不动产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占有的体素、心素要件可以为侵占罪相应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提供参考。占有辅助人由于不能成立物权法上的占有，因此其行为不能构成侵占罪；行为人最初对于标的物是恶意占有的，也可以成立侵占罪。

占有在物权法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能；二是指作为一种主体对物进行控制的事实的占有，也就是我国《物权法》第5编专编规定的占有制度。刑法上的侵占罪与物权法上的占有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刑法上，侵占罪是侵犯财产的犯罪之一，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1]其本质特征是“易‘占有’为‘不法所有’”。[2]虽然我国《刑法》对于侵占罪的一般犯罪对象仅规定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但学界认为这种规定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如此规定容易使人误解为，侵占的对象只是受他人之托代为保管的财物，然而事实上并不限于此。无论基于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原因，以合法方式持有他人财物，应当交还而不交还，非法据为己有，都属于侵占行为。”[3]所以，从总体上观察，侵占罪中行为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此种占有应当属于民法上的占有；其次是行为人将这种占有转变为据为己有并拒绝返还。我国《物权法》和《刑法》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保护着市场主体合法的财产权益，分别在私法和公法两个领域规范着财产的归属和利用秩序。因此，《物权法》第5编所规定的占有制度及其民法理论，或许能够对刑法上侵占罪的认定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一、物权法占有制度与侵占罪认定之联系

占有是民事主体对有体物的一种事实控制状态。从历史发展上看，“欧陆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历经2000年的发展，始自罗马法的possessio，融合日耳曼法的Gewere，而成文化于各国民法典。”[4]我国以前颁布的《民法通则》等基本民事法律中并未规定占有制度，《物权法》首次对此作出了集中规定。该法第5编的占有制度包含5个条文，规定了有权占有的法律适用、恶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权利人对无权占有的返还请求权、占有物毁损灭失时占有人的赔偿责任、占有的保护等内容。我国民事立法承认占有制度并对其进行保护，是因为“占有保护的理由在于，已经成立的事实状态，不应受私力而为的扰乱，而只能通过合法的方式排除，这是一般公共利益的要求。”[5]占有究竟是一种得以占有的权利还是一种单纯对物取得控制和管领的事实，即占有是事实还是权利，学说和立法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但更多的是采纳事实说。

例如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日本民法将占有规定为权利，即占有权，但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将之规定为事实；德国民法虽未作界定，但其学界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占有就本质来说是事实，但存在与它相联系的法效果。”[6]我国《物权法》也采纳了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的观点。但占有又与一般的单纯的事实不同，占有背后往往存在某种权利，占有制度之设立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占有背后的权利，同时，“占有虽为事实，但受法律保护，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为一种法律关系，得为让与或继承。”[7]《物权法》关于占有的规定采纳了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关于占有的基础理论，例如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的区分、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赔偿责任的区分、权利人对占有人的返还请求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物权法》的这些条文将动产和不动产一并作出了规定，即在不动产之上也可以成立有权占有或无权占有。因为虽然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是登记，但登记主要是针对交易第三人发生效力，而且在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的不动产如部分农村村民的住宅、承包地等尚未进行登记，因此，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一方对不动产的占有使用行为会对另一方权利的行使产生直接的影响，当事人对不动产的占有使用行为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不动产的占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权利外观的作用，所以占有制度适用于不动产就可以为不动产权利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在刑法上，侵占罪的对象能否包括不动产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那么《物权法》上占有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之上的规定也许可以为之提供一些借鉴意见，即不动产同样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如前所述，侵占罪上的行为人首先必须取得对标的物的占有，此种占有应当属于民法上的占有，然后是拒不返还，因此其行为妨害了真实权利人财产权益的正常行使。如果行为人先是以借住、租赁或无权占有的方式取得了对他人不动产的占有，随后行为人拒绝搬出该不动产，致使真实权利人无法正常使用其不动产，此时行为人的行为从一个民法上的占有变为了刑法规制下的侵占，因此在不动产之上同样可以成立侵占罪。